早年，耿军力初到北大人民医院，目睹一例恶劣的医患纠纷。一位患者做完鼻子手术，老觉得不舒服，就认为手术没做好，狂躁失控，持刀行凶，两位医生受伤，或脸部遇刺，或腰部被捅。从医多年，大的医疗事故间歇发生，小的隔三差五的不断。医患关系在当下，核心问题是“信息不对称，相互沟通有问题”。医学上有许多专业的东西，患者不知。医生认为正常的，手术做了就要出血嘛，患者看见血惊恐，觉得出了岔子。信息量不同，认知就不同。医学的门槛高，不可能要求患者熟知这门学科，这里面就有一个信任问题。我信任你，你的所说所为，即是合理；我不信任你，患者疑心，医生小心，一件小事就可以闹起来。
耳鼻喉的手术风险大，耳、鼻、喉全在脑袋上，手术一旦触到面神经，面瘫了。手术风险大，限制了耳鼻喉在多数医院的发展。
人通七窍，窍与精气神关联。很多患者先有心理问题，淤积到耳鼻喉。或有中年女士，来医院求救，说是嗓子有东西，咳也咳不出来，咽也咽不下去，恐是得了癌症。检查无异，女士大呼：怎么可能没有？我觉得明明有嘛。
这类患者疑心大，或有幻听，或有幻觉，这是臆病，不是纯粹的耳鼻喉病症。反观医患的暴力事件，有的冲突不在医学上的尺长寸短，而是心理疾病患者的爆发。
医生这个职业，颇受尊重，待遇稳定，一朝离开舒适区，恐慌难免。离开体制意味着什么，出来混要靠自己，变数不定，随时都会有变化。你在体制内待的时间越长，越难离开。去留之间，难的还是你自己的心理障碍。“我还算有勇气去面对变化，好在呢，我在体制内待的时间不是那么的长；而且呢，我刚离开那阵，有的同行就说我离开体制晚了”。停在体制的时间短，割舍的时候就不太痛。“我的同学有早出来的，那个时候，国外医药企业进驻中国，专业人才奇缺”。早出来，机会就多，占得先机。
1999年，耿军力入职美笛乐听力植入技术服务公司，任市场总监，在国内推广奥地利人工耳蜗。这些外企医药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销售，产品本身就是专业领域，还要涉及到手术流程，“你要和手术的医生搭得上话，没有医学背景的话，你很难和这些大医院的医生交流。我在公司做技术的推广，第一要和医生沟通这是怎么回事，指导手术”。
植入人工耳蜗是目前失聪儿童恢复听力唯一的办法。人工耳蜗的原理类似麦克风，失聪的人群，声音抵达耳朵，无法转化为神经的信号，就像麦克风坏了，接受到声音，不能转化无线信号扩散出去，喇叭放不出声音的核心是“转换功能出了问题”。人工耳蜗可把声波的振动转换成神经的信号，传递给大脑。
婴儿出生后，走例行的新生儿筛查，在这个环节，一些父母震惊地发现孩子听力有障，瞬间天塌了，忧心如焚，或寻中药，或诊针灸，或服各种各样的西药丸，“几乎所有的失聪家庭，这个过程都要走一遍”，最后才相信，单纯地吃药无济于事。这个过程很难，不单是花了多少钱，孩子受了多大的罪，家长跟着几许折腾，还耽误了植入人工耳蜗的最佳时机。为什么说十聋九哑？听力与大脑的发育紧密关联，孩子出生后，如果一直没有声音的刺激，大脑中枢的语言区域就不能发育。没有声音，何谈言语？
耿军力接触到许多失聪孩子的家庭，印象深刻的有两个家庭：一则贫，一则富。贫者是农村家庭，领养的孩子，最初看不出孩子有听力障碍，慢慢发现孩子老是不说话，到医院一查，耳朵有问题。这对来自河北的父母没有放弃，百般寻医，找到了耿军力的公司，申请为孩子植入人工耳蜗。钱凑来凑去还是凑不够，父母救女心切，道出领养的隐情，耿军力听了悯然，“行了，就这些钱吧，做吧手术”。这个孩子的妈妈很坚韧，在北京做保姆挣钱，送女到康复中心锻炼耳力。而今，这个小女孩已上初中，“聪明活泼，听力与常人无异，看不出一点问题”。她的妈妈懂得感恩，“一直记着你，逢年过节的发个短信”，这个妈妈一抛过去的愁眉苦脸，开心打工与女留京生活。
有对富人夫妇，“有钱，但不信”。整天找你聊，你给他说完吧，他要去验证，各方面去打听，夫妇俩人，每次拿着本记录，今天问什么了，耿军力怎么回的。然后各大医院打听，折回来再回来，一条条证实，“你上次说的，别人说的和你不一样，怎么解释”。如此，来来回回五个月，终于下定决心了，手术前，纠结的不得了，要求手术万无一失。耿军力如实说，只要是手术，无法保证百分百的成功。
术后，这对夫妇的期望值很高，单请老师教女儿恢复听力，事无巨细，不分时间，问话耿军力，“我有时候实在是烦了，但是忍一忍，需要理解他”。女儿康复了，正常入了小学。女孩留发，耳蜗形似发卡，别在发际，或隐于发内，老师同学不知。
富者设宴请耿军力，孩子爸爸说：“唉，这么多年没少麻烦你，说句实话，我有这样的孩子，我有心理毛病。原来我有许多时候做的过分了，现在孩子康复了，我也长吐一口气。”
在医疗圈多年，耿军力感叹：中国人对医学了解的太少了，对生命对身体又关照的不够，大家似乎有种心态，“我负责折腾，医生负责治病”。未来的中国，生命科学与健康管理是刚需，也是大势。为此，长江商学院启动“生命EMBA课程”，开风气之先。
比较其他发达国家，医疗环境较好，“多数患者很信任医生，这是一贯的从业氛围”，另外，国外的医疗保险体系完善，保险覆盖人的生老病死。婴儿一旦通不过听力筛查，待到半岁确诊，建议植入人工耳蜗，外有保险，内有信任，“这个手术过程就会很顺”，在国内，如在半岁确诊失聪，医生建议家长做手术，多数家长不听这个，心存疑云：做这个手术，医生有什么好处，可能有提成。说不定，吃点药就治好了。这些家庭非得绕个大圈子才回来接受现实，核心就是医患之间缺乏信任。
国内的医患关系紧张，医和患都有问题，甚或有恶性循环之态。在诊断过程中，医生执行一种尽量撇清己之责任的治疗方式。有患者来，脑袋上磕了一个包。医生见了，担心有变，咔咔咔，令患者去做CT；咔咔咔，令患者去做核磁。患者晕了，不就是一个包吗，不就是划一个口吗，何苦这样折腾？医生真有顾忌，不照仪器，颅内出血咋办？单纯外伤治疗，患者就会诉其误诊。实际上，这种几率极少，但医生为了防范万一，主推耗时耗财的诊疗手段。
医生有真委屈，觉得病人不懂感恩，依赖仪器，忐忑从医，给予病人详尽解释，不见得好，也许病人会反咬一口。这就像开车，开车总有个追尾撞车的风险几率，你万一撞车了，不能一味埋怨汽车公司吧。患者这边，到了医院，揣着小心，只要医生开药，就算今天医生该挣多少外块。我这一个小病，开了几千块钱的药，还了的。这样下去，医生越保守，患者就有更多的抱怨。
医疗本身就是一门不断试错的科学，当医生不愿冒险，不敢冒险，那么这门科学的步子就慢了。在生命科学健康管理的领域，信任比技术重要，这里有医患之间的信任，有医生与医院的信任，有政府与医疗队伍的信任。彼此信任，才是寻医问诊的第一个挂号窗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