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公布的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草案新增了“加强家庭建设”专节，体现了对家庭建设的高度重视，其中包括：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，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，减轻家庭生育、养育、教育负担，释放生育政策潜力；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。
父母育儿假，利于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
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，出生人口数量低于预期，从2017年至我国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，出生人口数量低于预期，从2017年至2019年，我国出生人口已经“三连降”。虽然国家统计局尚未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，但全国已有很多地级市公布了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，普遍降幅超过10%甚至20%。
另外，根据公安部2月8日公布的数据，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.5万。同口径对比，2019年这一数据为1179万。可见，2020年已落户的新生人口降幅约为15%。
为什么现在很多育龄夫妇不愿意生二孩呢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孩子生出来之后没人带。
如果父母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加工作，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项：一是长时间雇用保姆，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。
要解决孩子没人带的问题，一方面需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出台父母育儿假政策，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，让育龄夫妇可以在不离职的情况下抚养孩子，从而提升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。
我国现行产假政策包括针对女性的产假和针对男性的护理假（部分省份称之为陪产假）。如果仅仅延长女性产假，会导致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受到歧视。而出台父母育儿假，既可以让男性分担一部分的育儿责任，也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，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。
从国际经验来看，出台灵活的父母育儿假政策能确保公平和共同承担责任，因而有助于显著提升生育率。比如，父母可以选择长时间休假、单天休假或是在一天的某个时段休假。假期甚至可以存起来，可以选择在预产期之前的60天至小孩达8周岁时之间的任何时间内休假。
到目前为止，我国一些地方已出台文件探索建立育儿假制度。例如，去年2月，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《广州市推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其中提出：“全面落实产假制度，开展单位试点，探索建立育儿假制度和在职父母的弹性工作制度。”
又如，去年9月，湖北咸宁市发布《咸宁市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，提出实行“育儿假”，即在落实已有的产休假政策基础上，有条件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可以自主探索实行符合本单位实际的育儿假，婴幼儿父母双方均可申请，假期最长可至婴幼儿年满1岁。
虽然出台父母育儿假是好事，但从现实操作和可行性角度来说，父母育儿假要想真正落到实处，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：育儿假带来的成本，应该由谁来买单？如果全部由企业买单，这势必加重企业负担，已婚和已有孩子的求职人员不可避免会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。
生育孩子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未来的劳动力和纳税人，因此，政府财政需要分担一部分生育成本，可以通过减免税费、直接给予财政补贴等方式，补偿企业因育儿假增加的雇佣成本。同时，有条件的企业也应该积极落实育儿假。
虽然从短期来看，育儿假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，但从长远看，却有利于提升企业形象、赢得员工的信任和忠诚、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