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平天国有两个至今未能揭开的藏宝之谜。一个是天京藏宝之谜，一个是石达开大渡河藏宝之谜。
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的太平天国曾经盛极一时，但到了后期，却腐化成风日渐衰败，终于自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。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不仅没有促进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，而是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更大的破坏和灾难。
分析其失败的主观原因：一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，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，广大将士参加革命的目的并不明确;定都天京后，领导者贪图享乐，生活极其腐化，特权思想膨胀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造成人员分裂、政局混乱。二是战略上的失误。独师北伐，无后勤保障，犯兵家大忌。客观原因：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，联合绞杀太平天国。清廷有官军，有强大的地主武装，帝国主义有先进的武器，太平天国很难抵挡，其最终的失败在所难免。
1864年，太平天国的末日终于来临。首府天京(今南京)陷落后，湘军如洪水猛兽般地进入天京(今南京)，烧杀奸淫，肆意抢掠，地毯式洗掠全城达三日之久，可称得上是刮地三尺，捞尽了天国首府里所有的浮财。
因“历年以来，中外皆传洪逆(清统治者对洪秀全的蔑称)之富，金银如海，百货充盈”，湘军领袖曾国藩与曾国荃弟兄怀疑还有更多财宝窖藏在地下深处。
“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”
湘军攻克南京，曾氏弟兄听凭湘军掠取浮财。曾国藩奏报同治帝搜查“贼赃”的情况，说除了二方“伪玉玺”和一方“金印”，别无所获。
且看曾国藩写给朝廷的奏折：“历年以来，中外纷传洪逆之富：金银如海，百货充盈;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：城破之日，查封贼库，所得财物，多则进奉户部，少则留充军饷，酌济难民。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，不遑他顾，伪宫贼馆，一炬成灰。逮二十日查询，则并无所谓贼库者。讯问李秀成，据称：昔年虽有圣库之名，实系洪秀全之私藏，并非伪都之公帑。伪朝官兵向无俸饷，而王长兄、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。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，亦无公帑积贮一处。惟秀成所得银物，尽数散给部下，众情翕然。此外则各私其财，而公家贫困;等语。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，贼身必有囊金，勒令各营按名缴出，以抵欠饷。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，多寡不齐;按名勒缴，弱者刑求而不得，强者抗令而遁逃，所抵之饷无几，徒损政体而失士心。因晓喻军中：凡剥取贼身囊金者，概置不问;凡发掘贼馆窖金者，报官充公，违者治罪。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，差为得体。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，实出微臣意计之外，亦为从来罕闻之事”;
曾国藩以“挺经”之法，以“此心耿耿可对君父”的赤诚，明明白白地上奏“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”，顿时，物议沸腾，多以其奏为谎言;晚清经学家、文学家王]运写诗说“曾侯工作奏，言钱空缕Z”，意即曾国荃一掷千金买笺纸，怎么会“全无货财”呢，谁信?
朝廷对曾国藩还是十分信任的，曾摺奏闻七日后，便迅速下达了一道“理解万岁”的批谕：
“逆掳金银，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。前据御史贾铎具奏，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。今据奏称：城内并无贼库;自系实在情形”;
天京究竟有没有藏宝?
忠王李秀成被俘后，曾国藩与曾国荃都审讯过这位太平天国后期的“擎天柱”，其中有一条问：“城中窖内金银能指出数处否?”李秀成就利用自述来对付曾国藩。他在自述里十分巧妙地作了委婉叙述，然后分别引出“国库无存艮银米”、“家内无存金艮银”的结论，搪塞了曾国藩。当时天京城陷时，全城的口号是：“弗留半片烂布与妖(太平军对清兵的蔑称)享用!”
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，一直就有洪秀全窖藏金银财宝的传说，“金银如海”之说。攻打南京城的湘军十分相信这个说法，待到破城之日，湘军四处掘窖，曾国藩甚至还发布过“凡发掘贼馆窖金者，报官充公，违者治罪”的命令。就是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里，也公然提出“掘窖金”的话。
按太平天国的财产管理制度，所有公私财产都必须统一集中到“圣库”，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由圣库统一配给，百姓若有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的都要问斩。这种制度使得太平天国的财富高度集中，为窖藏提供了可能。“圣库”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“天京事变”后已名存实亡。
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说：“昔年虽有圣库之名，实系洪秀全之私藏，并非伪都之公币。王长兄(指洪秀全)、次兄(指杨秀清)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。”这就说明天京事变后，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，“圣库”财富已成洪秀全的“私藏”。而洪秀全进入天京后便脱离了群众，避居深宫，十年未出。如果没有其亲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王府，对其他异姓诸王更是猜忌日深。天王府成为他唯一信赖和感到安全的地方，如果要窖藏的话，最有可能就在天朝宫殿地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