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8年（民国17年）7月，慈禧太后定东陵和乾隆帝裕陵的宝库被军阀孙殿英盗掘了。这些宝物后来到底都弄哪儿去了？ 孙殿英盗的宝去了哪儿?
孙殿英盗陵活动正式动手在7月8日，持续到7月10日。根据事前的部署，果断结束盗陵行动，将所有盗出的宝物装箱封藏。孙殿英于夜间派了两辆汽车，运到设在马伸桥的“盗墓临时指挥部”。7月11日凌晨，孙的部属谭温江负责将宝物装上了从司令部调来的20辆大车（一说30辆大车），大车都是事前以军需为名征用的，车夫根本就不知道所运的是宝物。
当时，孙殿英召集了参与盗陵的高级军官开会，商议分赃事宜。孙殿英自然得大头，一多半宝物都是他的。据其当年身边人回忆，孙殿英一人所得宝物装了11大箱。
事发后，有媒体估算，孙殿英从定东陵、裕陵内盗得的宝物，价值2亿5千万两白银。根据对两座陵墓陵上、陵下的宝物统计，实际上价值远远不止此数。
现在，孙殿英盗清东陵的经过已不再是悬念，而是所盗出宝物的下落。据笔者能查找到的资料，孙殿英所盗宝物除了分给属下、私留以外，主要有五大去向：售卖、上缴、罚没、贿赂、秘藏。
黄金荣设局“黑”宝
售卖是盗得宝物去向中比例最大的一部分，不少宝物现在仍流传在民间，但更多的流落在海外。
当时，孙殿英的交易主要在四个地方进行——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青岛。这几个地方洋人多，能卖上价钱，前三个地方是盗案未发之前主要的销赃地，上海则是在事发之后的主销地。
北京销赃：谭温江将一部分珠宝玉器等物运来北平，价值10万元左右。先由谭温江的弟弟谭荣九卖珍珠于廊坊义文斋，由王振波介绍，得款约6000元，后被文物临时维持会告发。未售部分被查没。
上海销赃：军需处长李德禄交代，孙殿英派两名武功、枪法不凡的副官王登瀛、戴世禧护送（也是监视），带了5大箱（一说3大箱）宝物。到上海后，在河南开封人鲁干卿开的豫商公货栈落脚。李德禄与鲁干卿熟悉，鲁与孙殿英又是河南老乡，觉得鲁干卿靠得住，便请鲁介绍买主。
当时上海文物贩子很多，不少都是为洋人服务的。经鲁干卿牵线，名叫吴世安的香港掮客看上了这批稀世珍宝，介绍给了洋主子，并谈妥价格
交验后，洋人将所带的大约1/4的部分现款（主要是黄金和美钞）交给李德禄，余款是一张大额美钞支票。李德禄觉得一张面额太多，要求拆分成5张，这样钱货两清，李德禄的上海之行算大功告成了，当即打电话给孙殿英报告。
谁知，这是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设的局。李德禄一行到银行取款时，被告知支票是假的。孙殿英曾由天津的牛七爷引荐加入青帮，与黄金荣是同辈，但未去过上海。孙殿英知悉黄金荣黑了他的宝物后，气得咬牙切齿，但也不敢惹黄，后派人到上海雇黑道杀手，将做局的吴世安杀了。
据说，这批被黄金荣黑掉的宝物，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。
天津销赃：据说，在上海吃了黄金荣的暗亏后，孙殿英把销售的重点放在天津。孙殿英在当时租界内建有自己的公馆。建房款便来源于孙殿英之前售宝所得的现大洋。
到底在天津售出了多少宝物？孙殿英的销赃对象，主要是在华的老外，交易地点多设在英法租界内。具体卖了多少，也无法统计，一般认为数量不会少，这从孙殿英用所获赃款购置的军火清单上可以推算出来，丹麦式轻机枪528挺、小型平射炮145门、新式套筒步枪5000多支。这些都是当时的尖端精良武器，价格高昂。
避重就轻上缴法庭
东陵盗案曝光后，迫于压力，孙殿英先是采取嫁祸于人、金蝉脱壳的办法，后又主动上缴了一部分宝物，以迷惑外界视线。以下是他当时呈给上司、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徐源泉的一份“报告”里的附录物品清单：
计开：鼻烟壶大小式共5个，赤金全珠镯1副，珠10颗，八宝镯1副，大小杂珠20颗，双珠镯1副，大小珠花4支，翡翠红碧玺双玉连环穗1串，赤金镯3副，珠翠蓝红宝石18个，赤金八宝镯1副，大小宝石15件，珊瑚18件，翡翠各种宝石15件，又宝石2个，玉镯3支，玉牌2块，玉环2个，钻石1包29件，小珠1包共317颗，长乐永康珠镯1副，小珠1包，玉石牌1个，残破珊瑚1副，断玉簪1根，共27件。八月十日交。
孙殿英此举很明显是想避重就轻、推卸罪责。徐知道孙的意思，本想私吞，但后来看到阎锡山已成立军事法庭要动真格的了，担心受牵连，便才主动要求上缴给法庭。好笑的是，在事件平息后，徐源泉很为自己的行为后悔。
